星期六 , 11 七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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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蕙仙專欄>> 聽見悲劇的弦外之音

撰文|彭蕙仙     攝影|Aaron Wang

2014年5月21日,一個風和日麗的尋常日子,下午四點多,在連結雙北的捷運班車上,下班的大量人潮還未湧現,不算太擁擠的車廂裡並不嘈雜。車上的人們有的閉目養神、有的滑手機。也許大家都太沉浸於自己的世界裡了,因此儘管在窄小的車廂裡已經有幾個人被刺傷、甚至是當場一刀斃命,但似乎絕大多數的乘客都還未察覺,直到行凶的鄭捷在車廂裡奔跑、直到不斷有乘客發出慘叫、求饒……的聲音,其他的乘客才猛然意識到死亡就在身旁。

恐怖的無差別殺人事件

這起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宗發生在大眾運輸工具上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一共造成了4死24傷,傷者的傷勢多集中在胸部和腹部,可以想見,凶手行凶時就是要刀刀致人於死。

驚聞這起不幸事件後,許多人心中升起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人們的疑問有兩個層面。第一個為什麼是指:「為什麼是這些人受害?」第二個為什麼是指:「凶手為什麼要行凶?」然而,所謂的「無差別殺人」,意思就是殺人者沒有特定對象、沒有個別理由,甚至是沒有理由。因此這一個「為什麼」的答案,恐怕得從第二個為什麼來探索。

凶手鄭捷是一位21歲的大學生。根據目前所知的資訊,他殺人的機動有兩個。其一是,他從小就想要做一件「大事」,其二是他對自己的生命無感且不耐,想死卻又無法自行了斷,因此想藉著殺人、被判處死刑來達到目的。隨著鄭捷落網、被收押,透過他的同學、親友和鄰居的說法、特別是鄭捷父母幾次對外聲明與談話,人們對這位一度被外界稱為是「冷血殺手」的男大生,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因此,對於瘋狂殺人的鄭捷,也有了不同角度的觀察。

某位鄭捷的國中同學指出,他們每次碰面,鄭捷都會講出一些奇怪的殺人計畫,他以為鄭捷只是說說而已,沒想到鄭捷竟然真的模仿日本秋葉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在北捷上犯案;另外,鄭捷的一位高中同學則透過通報示警,他表示鄭捷在社群網站臉書的留言異常,讓人覺得他有反社會傾向,提醒學校要注意鄭捷的舉止。很遺憾地,顯然這些警告都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後續效尤者蠢蠢欲動

鄭捷殺人遭到收押後,他的父母遲遲沒有出現,透過政治人物代為宣讀致歉信,內容竟然提到:「……我們(指鄭家)也嘗到家破人亡的苦果。法官應該會判他(指鄭捷)死刑,希望法官可以速審速決。……希望鄭捷能夠下輩子好好做人。」這封致歉信真讓人有毛骨悚然之感。畢竟不管自己的孩子再壞,在他被收押後,父母怎麼竟然能夠長期神隱,始終未予探視,造成鄭捷在看守所裡連換洗的內衣褲都沒有,甚至說出希望法官速判兒子死刑的話來。這樣的字眼即使是出自對受害者懺悔之意,也讓人極度感到悲哀。

北捷案後,立刻有人在臉書成立鄭捷的粉絲專頁,表達崇拜與支持之意,並有超過2千人按讚;此外,網路上也陸續有人發言表示要做出類似的舉動,不但讓社會陷入不安,也讓很多人驚訝,原來看似表面平和的社會,其實有許多偏激、極端的情緒伏流四處滾動、伺機而出。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er)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風險,認為風險本質上是社會集體的,而非個人的,因此必須以社會結構來進行分析與探討,才能真正掌握風險的特性及其變遷。也因此,北捷事件後,很多人開始理解到,「鄭捷」並不是單一存在的某個人,台灣社會必須關注所謂的「鄭捷們」有什麼樣的特質、他們藏身何處、什麼樣的因素會引爆他們的非理性行為。北捷的不幸事件喚起了台灣社會就網路世代對暴力的耽溺、信仰,以致於最後趨於無感的危險過程,應該要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悲劇背後有社會脈絡

鄭捷說,父母過高的期望讓他感到壓力,他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一方面想做一番大事,而他所認為的大事就是「轟轟烈烈地殺一群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想死,如此矛盾的想法在他的腦海交織糾纏了十多年。如果當鄭捷說要做出一番大事情時,父母曾認真地關切孩子所說的大事究竟是什麼,或者為什麼孩子一路以來都沒什麼朋友,也許可以提早扭轉這孩子認為殺人越多就越能成就一番大事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或許就可以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

事實上,從貝克「風險社會」的角度來省思台灣曾經發生過的幾件重大刑案,會發現這些不幸案件的背後,的確存在著一定的社會脈絡,因此解決之道就不只是將相關案件的凶手逮捕到案、伏法,而必須從更為根本的社會本質進行心靈與體制的改革。

1982年,一位老榮民李師科持著先前殺警所搶來的警槍,戴假髮、鴨舌帽、口罩,闖入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洗劫,最後搶走新台幣531萬餘元後逃逸。這是台灣第一樁持槍銀行搶案,震驚當時的社會。在限期破案的壓力下,調查小組對一位遭到民眾檢舉、酷似李師科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進行刑求,最後王迎先被迫承認犯案,在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的過程中,為要表明自己的清白,王迎先趁機跳橋墜入新店溪中身亡。

不久後,真正的搶匪李師科被逮捕,外界抨擊警方抓錯人,並造成枉死。李師科被判處死刑後,立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期避免刑求逼供的案件再度發生;此外,從此之後,凡進入各金融機構據點的民眾一律必須脫去安全帽與口罩,以免危險分子混入。

1986年初,一位原住民青年湯英伸因為家計的緣故,從阿里山鄉(當時稱吳鳳鄉)來到台北市謀職。受到漢人欺騙,輾轉進入一家洗衣店工作,不但欠下職業介紹費3,500元,又遭到僱主扣留身分證,且被迫每天超時工作。在身心俱疲且完全看不到未來出路的失望與憤怒中,工作九天後,與僱主發生衝突的湯英伸情緒失控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湯英伸犯案後前往警局自首,因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定讞。

這樁滅門血案涉及原住民遭到漢族欺壓、歧視和剝削等敏感問題,社會各界聲援湯英伸,甚至向當時的總統蔣經國請願,希望能夠「槍下留人」,但最後湯英伸還是伏法,當時的他年僅19歲,是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在湯英伸死後,原住民以及漢人知識分子覺醒,社會開始正視原住民就業、輔導等問題,學界及政府也觸及到了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等問題。

悲劇的弦外之音

如果能夠,沒有人願意見到不幸發生。然而,人心難測、價值多元,因此,每個社會總難免會在某些時刻發生重大的社會悲劇事件,而這些重大事件也往往帶有強烈的時代氛圍與意義,從負面的角度、以最沉痛的方式為當代社會提出警世諫言──美國詩人與批評家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曾說過:「災難就像刀子,這把刀子是能夠有助於我們還是傷害我們,端看我們握住的是刀柄還是刀刃。」(Mishaps are like knives that either serve us or cut us as we grasp them by the handle or blade)。一個社會必須能夠懂得悲劇的弦外之音,才有機會浴火重生,超越悲劇的傷害,找到重新出發的力量,否則就會陷在其中不停打轉,終至無限沉淪。

這些年來,台灣社會習慣在一個社會事件發生後很快地就進入集體批判、交相責備、大量起底、人肉搜索……等等的循環中,網路讓這些動作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進行。然而,也許我們該省思的是,這些即時、快速的反應與回應,是否有助於整個社會能夠更深刻地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有智慧地理解人性的曲折幽微?還是在不幸的事件上加薪添柴,更深化社會的不安與對立呢?

重大事件帶來反省

不可諱言的是,每起重大治安事件往往也會帶來社會集體反省的能量、開啟進步的契機。北捷喋血事件發生至今已兩個月了,或許台灣社會表面上已逐漸恢復平靜;然而,收押中的鄭捷仍不斷提醒著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許多人們所不知道的破口與深淵,這些孤獨而找不到出路的靈魂,若未能在愛裡得到適當的安歇,他們將永遠騷動未止,恐懼不安也將繼續盤踞在許多人的心靈深處。

在〈答案〉這首歌裡,詩人羅青寫著「天上的星星為何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地上的人們為何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嘿~」北捷事件後,不少家長突然驚覺到自己對孩子的理解太少,並且省思到過分重視孩子學業表現的教育態度需要調整;也有人開始反省,在一個低頭族充斥、「宅」字當道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是否已遠遠大過物質距離太多、太多?在家庭功能逐漸崩解、道德價值逐漸崩壞的此時此刻,台灣亟需重建正面的集體意識,將人與人之間鬆散、破碎的關係重新連結成保護自己、保護社會的關鍵防線──那麼,現在就從你和我開始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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